一肖中特平已公开

重大題材文獻紀錄片的創作探索
——以六集文獻紀錄片《延安十三年》為例
張茜菲

發布時間:2016年11月10日 10:07 | 來源:中央新影集團 | 手機看新聞


 

編導:張茜菲

編導:張茜菲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著名紀錄片導演顧茲曼的這句名言在全世界廣為流傳。作為紀錄片類型之一的重大題材文獻紀錄片,在塑造國家形象、留存時代記憶、啟迪人類心智的過程中,承擔著十分重要的使命和責任。但也應該看到,在當前信息多元化的新媒體時代下,文獻紀錄片的發展正在面臨的思想主流化與現實邊緣化并存的困境,擺在了每一個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面前。

通常,人們將文獻紀錄片定義為“一種對重要歷史階段、重大歷史事件或人物進行回顧和審視的紀錄片”1。關于重大題材文獻紀錄片,一般認為有三大類:一是關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大題材紀錄片,如《新中國》。二是重要歷史人物紀錄片,如《毛澤東》、《鄧小平》等。三是理論文獻紀錄片,如《中國道路》等。

    延安,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15年是我們黨和軍隊歷盡無數艱辛曲折不斷前行的風雨征途;后13年是我們黨和軍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擁戴下,逐步走向革命勝利和建立人民政權的輝煌歷程。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正是向著勝利不斷前行的難忘歲月。習近平總書記面對曾歷經戰爭風雨的革命圣地延安,給出了深刻的概括——延安是黨和人民軍隊砥礪前行的旗幟,是中國革命與建設時代的精神與魂魄。

顯而易見,《延安十三年》在創作之初所具備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便符合重大題材文獻紀錄片的定義。在中國共產黨建立95周年之際,創作《延安十三年》這樣一部紀錄片,是以歷史的影像告訴今天也告訴未來,延安的精神與魂魄,要世世代代存續下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要“不忘初心,繼續前行”。

作為革命圣地的延安,此前已經多次出現在以往的紀錄片當中,對于觀眾來說,這一題材并不陌生,對于編導而言,基于過往累積的資料,對于延安十三年的歷程也有所了解,然而,了解并不等同于理解,在此次創作中,如何真正理解延安的精神與魂魄?如何賦予延安這一題材新的生命?這些問題都需要在創作中不斷探索。

深刻理解主題

《紀錄片也要講故事》的作者希拉·柯倫·伯納德寫下了這樣的話:“主題是一部影片的生命之血。”2

什么是主題?我認為主題就是作品內容的主體和核心,是創作者思想的真實反映。從創作層面來看,主題是創作者的燈塔,為創作者指引著方向。在具體創作中,主題是創作者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也是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延安十三年》作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立95周年的獻禮片,怎樣做才能和其他獻禮片不一樣?怎樣做才能和以往同題材的紀錄片不一樣?這需要結合當前的時代背景深刻理解主題,從深層次發掘主題的內涵。

193510月,隨著一支七千余人的工農紅軍隊伍到達陜北,這片土地開始改變它的容顏。從那時開始,以延安為核心的陜甘寧廣大區域,開始與一個古老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整整十三年。

19351018的夜晚,初到陜北的毛澤東一行人喬裝走進了吳起縣張灣子村的一戶村民家中,熱情的陜北人民用一碗剁蕎面迎接了初到陜北的毛澤東和疲憊的紅軍。

1944年的一個秋天,在為一位普通戰士張思德舉辦的追悼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他深刻敘述說明了“為人民服務”這一理念,并向全黨全軍發出了這一偉大召喚。

1948323,中央前委到達吳堡縣川口,準備從這里告別陜北,東渡黃河。在登上渡船的一霎,面對黃河水,毛澤東迎風而立,久久不語。十三年前,陜北的土地迎接了疲憊的紅軍,這支軍隊依靠著群眾的力量,在這片土地上茁壯成長。毛澤東曾動情地說過,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要感謝延安人民啊!

如今的延安,仿佛一座巨大的博物館,群山之上,是中國共產黨勵精圖治的記憶。十三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在這里成熟,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這里凝聚,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在這里鍛造,中國共產黨的步伐,從這里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人們把陜北延安叫做圣地,同志們說這里是搖籃,而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明白,陜北最值得懷念的,其實就是兩個字:人民。

延安于這個時代的意義,絕不僅僅是空洞的革命教育口號,在大量的史實面前,我們的創作團隊認識到,延安這一主題的精神與魂魄,是人民,是人民構建起了中國革命最堅實的基礎,人民至上的觀念也應該貫穿進《延安十三年》這部紀錄片中,由我們來賦予它新的時代意義。

縱橫交織的漸進性敘事結構

主題確定之后,緊接而來的就是敘事結構的問題。中共中央進入陜北延安的十三年,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急速變革的十三年,從我黨自身來看,黨中央和紅軍到達陜北后,在這片土地上生根壯大,毛澤東在這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并在延安成立了民主廉潔的邊區政府,為人民民主政權的正式建立做出了實踐;從整個中國社會來看,以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全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民族的解放,之后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民主的新中國,因此《延安十三年》六集篇幅所要承載的內容很多,如果只是以時間線串起故事結構會顯得不夠全面,但如果以故事線引領全片又會顯得雜亂無章,在幾經探討后,最終呈現出了“一縱”、“六橫”的敘事結構,即以延安的十三年為一條縱向的時間線,以每一集為一條橫向的故事線,縱橫交織,一條時間線與六條故事線的六個交匯點既為六集各自的主題,于是我們看到1936年結束長征,黨和人民軍隊選擇延安作為革命落腳點;抗日戰爭爆發,我黨號召全國人民誓為抗戰流盡最后一滴血;我們看到全黨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用理論武裝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自力更生,實事求是,整頓黨的作風;我們還看到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紅色外交、將紅色中國推向世界的舞臺,帶領全國人民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天安門,最終建立了人民政權。

利用一手影像資料構建真實歷史情境

紀錄片《延安十三年》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創作,這是一次藝術上的傳承,1938年,延安電影團誕生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在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年代里,延安電影團的老一輩電影工作者們用簡陋的攝影機拍攝下的黑白影片和照片真實地記錄了延安時代珍貴的歷史影像。由延安電影團所拍攝的《延安生活散記》、《延安與八路軍》、《南泥灣》等紀錄片涵蓋了延安生活的大部分影像資料,不僅記錄了我黨我軍領袖以及老一輩革命者們生動、真實的影像,也記錄了許多關于百姓和士兵日常學習、工作、生活的片段,而延安電影團正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前身,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無疑成為了《延安十三年》創作中必須要傳承的內容。可以說,在創作以延安為主要內容的革命紀錄片時,我們與延安既有歷史的淵源,又有可利用的影像資料。于是,在傳承優勢的背景之下,我們以一手影像資料構建真實的歷史情境,這為編導組奠定了創作前提。無論是延安軍民生活的細節點滴,還是中共七大等大會議的記錄,我們都以當年的真實影像作為敘事語言。在此次的創作中,我們對這些珍貴的黑白影像進行了深層次的發掘,珍惜并精準地使用這些影像,在第二集《民族解放圣地》和第三集《理論升華》中,使用了戰士們學習、訓練以及和老鄉們融洽相處的片段以及青年學生初到延安的生活片段。在第四集《力量之源》中,著重使用了延安文藝界和開展大生產運動時的資料。此次我們《延安十三年》的創作團隊由一批年輕編導組成,在老前輩們留下的影像基礎上,形成了兩代紀錄人共同為延安作記錄的情景。

大量延安時期親歷者的真實講述

對于《延安十三年》這樣一部重大題材文獻紀錄片來講,如何還原歷史的真實感,一直是主創們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既然我們已經擁有大量的珍貴歷史資料,如果能再找到曾經親歷過延安時代的人們,讓他們以親歷者的口吻向觀眾真實講述當年的延安,這無疑又能為本片增色不少。幸運的是,編導組采訪到了一部分親歷者,當時光走過了七十多年的歲月,曾經青春年少、熱血蓬勃的青年們如今都已成為頭發雪白的耄耋老人,當這些老人們面對鏡頭,有笑有淚地講述著當年延安的點點滴滴時,每一個人都被他們感動了,仿佛跟隨著他們的講述,我們也走進了延安十三年的歲月。

在本片第二集《民族解放圣地》中,談到自己初到延安時的情景,曾為延安魯藝實驗話劇團團員的于藍這樣說道:“剛到招待所的時候,一人發了一個表、一張紙,這張紙右手寫的是中華民族優秀子孫,左手呢寫的是對黨無限忠誠,就是要真實地填寫自己,我一看這兩行字,一下子血就涌上來,就覺得特別地激動,首次被稱為一個優秀的兒女。自己就感覺到自己身上責任的重大,就要真正做一個中華民族優秀兒女,不要辜負這里對我的期望,就這種的思想。”

在本片第六集《向勝利出發》中,曾為魯迅藝術學院學員的賀敬之深情地朗誦了《回延安》:心口啊,莫要這么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貼在心窩上,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里。

在本片中,共采用了十幾位延安時期親歷者的采訪,正是這些親歷者們真實的講述,填充起一個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延安十三年》。

創造有史可依的情景再現

基于前文所述,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一方面欣喜地獲得了大量真實、新鮮、可靠的史實資料,另一方面也常常陷入影像資料不足而導致部分重要信息無法表現的困境。于是,采用情景再現的方式重新還原歷史也成為了文獻紀錄片創作的常用方法。主題決定了《延安十三年》的“正劇”素材,因此與其他主題的紀錄片相比,《延安十三年》更需要強調情景再現時場景和道具使用的準確性,并注重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進行創意發揮。

在本片中,有一段關于敵軍飛機轟炸延安,毛澤東進防空洞的再現場景,在設計這組鏡頭時,沒有選擇用人物整體形象出場,而是特意選擇腳步特寫,以匆匆的腳步表現轟炸時緊張的氛圍,用這樣一個表現方式傳遞出創作者對鏡頭語言的創意發揮。

在本片第二集《民族解放圣地》中,有一組毛澤東同史沫特萊夜談的再現場景,在設計這組鏡頭時,沒有直白的將鏡頭對準人物,而是將鏡頭對準墻,利用光打在墻上的影子展現當時談話的內容,這樣既可以避免以往人物再現時通常使用的虛化人物的手法所帶來的乏味感,也不影響人物輪廓和肢體語言的表達,同時又充分體現了窯洞、夜晚、談話這三個關鍵點的有機結合。

結合以上五方面的陳述分析和舉例說明可以看出,文獻紀錄片具有珍貴的歷史資料價值,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影像檔案,在記錄社會歷史進程的同時,也能反映和折射出主流意識形態的特質,體現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一方面,創作者的眼界決定了文獻紀錄片的價值,另一方面,創作者的藝術審美也影響著文獻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如何在真實的基礎上實現內容和藝術的有機結合,值得每一位文獻紀錄片的創作者進行探索。

 

1徐帆:《中國紀錄片的類型系統:標準、特征與典范產品》,《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頁。

2[美]《希拉·柯倫·伯納德:紀錄片也要講故事》,孫紅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0頁。

 

本文作者為中央新影集團歷史節目部編導、《延安十三年》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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