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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文獻紀錄片《新四軍 1941》總導演李誼專訪

發布時間:2015年09月06日 14:12 | 來源:中央新影集團 | 手機看新聞


 

總導演 李誼

總導演 李誼

[導語] 由中央新影集團地理節目部承制的六集文獻紀錄片《新四軍 1941》已于20158月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江蘇衛視等媒體播出。該片通過影像、檔案、訪談、再現等形式,以6集、每集30分鐘的篇幅,回溯了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新四軍軍部浴火重生,率領華中軍民沖出危境、堅持敵后抗戰的歷史篇章。日前,該片總導演之一李誼接受了新影集團官網的專訪,向觀眾介紹影片創作及拍攝情況,講述不為人知的幕后故事。


[記者] 作為觀眾來說,看到本片時首先會產生一個疑問,片名為什么是《新四軍 1941》?

[李誼]這個片名中的年份——1941年,是新四軍發展史上一個特殊且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年初,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受到重創,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取消了新四軍的番號。雖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但新四軍指戰員的抗戰信念并沒有動搖。不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四軍軍部于蘇北鹽城重建,全軍擴編為7個師、1個獨立旅,共計9萬余人。新軍部指揮各師團結人民艱苦奮戰,粉碎了日軍、偽軍、頑軍的夾擊,建立鞏固了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為敵后戰場的中流砥柱,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這樣一個年份作為片名元素,實際上也就說明這部影片,不是新四軍的通史,而是“斷代史”。


[記者] 既然是“斷代史”,那么在本片謀篇布局時,如何選材和取舍?

[李誼] 首先是年代界定,雖然題目是1941,但是這一年發生的事情是有著前因后果的,不可能孤立地表現。因此早在策劃階段,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我們對新四軍發展史上的大事件進行了梳理,再與軍史專家和黨史專家多次溝通,然后共同商定將敘述的起點放在1940年,因為正是這一年發生的很多事情,影響到皖南事變和新四軍軍部的重建;而時間的結點落在1942年初,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的召開,這次會議對于新四軍軍部重建后的工作——恰恰是1941年——進行了總結。

界定時間點后,接下來是素材的選取。在這里我特別要感謝兩位專家顧問,一位是軍史顧問王曉建老師,他曾經參與多部軍事題材紀錄片的創作,在取材和政治把關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對于新四軍這部影片,他提出了一個創作理念——“尊重歷史,還原歷史”。因為此前的同類主題紀錄片中,往往以大量篇幅講述國共之間的摩擦,忽視弱化了新四軍對日偽軍作戰的重要內容。這樣的表現有悖于真實的歷史。因此本次創作中,王曉建老師首先幫助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我們要講述的是新四軍抗戰的故事,是敵后戰場的故事,重點要表現新四軍如何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消滅并牽制日偽軍隊的有生力量。這樣的原則,就決定了素材的取舍和六集結構的確立。

大事件和結構確定后,每一集也要謀篇布局。在這個階段,黨史顧問劉小清老師做了大量工作,他將多年積累的關于新四軍的文獻資料提供給我們查閱,同時幫助我們梳理線索,挖掘細節。在他的幫助下,我們走訪了新四軍重建軍部所在地——鹽城下屬各區縣以及江蘇其他地區的黨史部門和新四軍研究機構,在骨架基礎上不斷豐富內容。舉個例子,在講述華中魯藝的段落中,片中設定了一個典型人物——賀綠汀。事實上,當年在華中魯藝任教的老師都是文化名人,每一個都可以作為典型人物。而片中之所以重點講述賀綠汀的故事,在于黨史專家曾經對于他來至華中魯藝任教的經歷做過專門考證,有細節有故事,更適合影視手段表現。


[記者] 說到故事,我們看之前你做選題闡述時,曾經提到本片創作的一個特點是“用文獻講故事”,對此能具體闡釋一下嗎?

[李誼] 這個說法我也沒有做過考證,或許并不準確。但之所以這么提,基于兩點考慮:首先,在接手這個題材時,我們就知道,關于新四軍的歷史文獻,尤其是視頻資料非常稀缺,與歷史對位的畫面基本沒有。我們采訪中了解到,1943年時,新四軍曾經拍攝過一部反映部隊建設與生活的影片,遺憾的是在解放戰爭中,素材拷貝全部遺失了。沒有活動影像支撐,文獻類紀錄片就少了幾分生動。那么我們可以找得到的文獻是什么呢——照片、往來電報原文、領導人的工作總結。引用這樣的文獻史料,雖然關照了史實的真實性、準確性,但大量靜態文獻出現在一部紀錄片中,往往削弱了影片的可視性。

因此本次創作在文獻使用上,我們希望做出突破,變被動為主動。方法之一,是將冷靜客觀的歷史文獻與已然逝去但依然有著歷史溫度的人物故事相結合,并輔以口述歷史,情景再現等手段,令觀眾在生動的講述中,追尋歷史的本源。正是在這種創作思路指導下,我們才會捕捉、放大類似賀綠汀奔赴華中魯藝,陳克秋守護江淮銀行金庫金條等人物故事,因為這樣的故事不是演繹,是經過考證具有文獻價值的,同時大歷史背景下的起伏跌宕的個人故事,能夠進一步吸引受眾。方法之二,是將稀少的視頻影像資料用在刀刃上。本片中,作為完整段落出現的歷史影像資料只有一段,那是1941年汪偽政權宣傳機構拍攝的一部影片的片段,反映了日偽在江南地區開展清鄉運動、粉飾太平的景象。這樣一段文獻資料,它的史料價值毋庸置疑,同時對于觀眾它充滿了新鮮感,在影片伊始便吸引了受眾的眼球。


[記者] 在片中,出現了十幾位新四軍老戰士的采訪,這些老人的講述鮮活生動,顯得彌足珍貴。但是,總覽全片六集后我們發現,像這樣口述歷史的段落,在片中比例并不高,這是為什么呢?

[李誼] 其實在創作這部紀錄片之初,考慮到文獻史料的匱乏,導演組曾經確定下口述歷史為主的風格與形式。前期采訪展開后,在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和南京的中國新四軍研究會以及各地黨史部門幫助下,我們先后走訪了十幾位尚能清晰表述的新四軍老戰士,遺憾的是,他們雖然每個人的經歷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但是個人經歷與影片內容之間的交叉都很有限。此時我們也想方設法,希望反過來按照影片結構中羅列的歷史事件去尋找當事人,然而事隔七十余年,當年的親歷者、見證者大多已不在世,在這種情況下,口述歷史只能成為本片的形式之一,無法像《我的抗戰》等片一樣,成為主要表現形式。即便如此,為了保存這些親歷者的故事,為將來的歷史研究和紀錄片制作存檔,我們在拍攝采訪時,還是記錄了每一位新四軍老戰士的個人經歷,希望作為口述歷史,永久保存。與此同時,在成片中,我們也盡可能多的使用了老戰士的口述,尤其是與主線故事密切相關的幾位親歷者,如新軍部重建大會的參與者陸錦榮、丁兆甲,華中魯藝學員朱澤,江淮銀行工作人員陳克秋,抗大五分校學員沈有竹,參加侏儒山戰役的新四軍五師戰士馬焰,曾經在三師師長黃克誠身邊工作的朱鴻,新四軍偵查員李春華等,這些老人年齡最小的也將近九十歲,但講述起那段崢嶸歲月,他們依然激情澎湃,感染著我們在場的每一個工作人員。也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制作這樣一部紀錄片所具有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點擊↑ 六集文獻紀錄片《新四軍 1941》中央新影集團官網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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