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肖中特平已公开

專訪五集電視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
總制片人王燕、總編導樊志遠

發布時間:2015年08月26日 15:20 | 來源:中央新影集團 | 手機看新聞


 

五集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中央新影集團官網專題報道

五集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中央新影集團官網專題報道

[導語] 由中央新影集團歷史節目部和南京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的五集電視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已于2015817-821日在央視科教頻道首播,并在愛奇藝同步上線。首播后,引發了觀眾的熱烈討論,截止825日該片在愛奇藝的總播放量已達到13.3萬次。中央新影集團官網專訪了總制片人王燕和總編導樊志遠,為您講述影片創作背后的故事。

[影片介紹] 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對1062名在押侵華日本戰犯進行處理,45名罪行嚴重的日本戰犯被判處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其余1017名日本戰犯被免于起訴,釋放回國。這一判決,徹底改變了這1000余名日本戰犯其后近60年的人生……

這些日本戰犯從何而來?他們為什么會在抗日戰爭結束11年之后才受到中國政府的審判?在中國的戰犯管理所中,這些戰犯究竟經歷了什么?他們在歸國后的歲月中,會有怎樣的顛沛與坎坷?

電視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尋訪抗日戰爭結束70年之后,仍舊對自己的戰爭罪行不斷懺悔的日本戰犯,探尋他們持續多年反思的根源,對當今中日關系的現狀進行追問……

  

[記者] 請您講述一下本片創作之初的策劃情況。

[總制片人 王燕] 本項目的源頭是新影資料庫,這些資料拍攝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購買膠片拍攝的,資料有戰犯懺悔同期聲的影像,新影獨家影像資料非常珍貴;當下的切入點就是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是一部電影,五集電視,總局重大審查之后給予很高的評價,節目做的很精良。高峰副臺長評價說,在眾多抗戰題材中獨樹一幟。以往歷史節目部做的都是定制產品,而戰犯項目是歷史節目部這么多年來第一次算是市場運作的項目。

[總編導 樊志遠] 20138月,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在領導安排下,被提上日程——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關押1109名日本戰犯,1956年,除47名日本戰犯在關押期間死亡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對其中45名罪行嚴重的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并將其余1017名日本戰犯被免于起訴,釋放回國。

20世紀50年代,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曾派專人對此事件進行拍攝,對審判日本戰犯的庭審現場進行了詳細地記錄,目前存留的資料共計約820分鐘。其中,還擁有大量戰犯認罪、證人作證、審判過程的同期聲。

 

[記者] 您提到了這部片子是節目部第一次市場運作的項目,當時是如何市場運作的?這次市場運作對今后的項目創作提供了哪些寶貴的經驗?

[總制片人 王燕] 有了好的策劃錢從哪里來?首先還是先從傳統媒體入手,之前高峰副臺長已經與南京廣電打了招呼,在郭本敏副總裁的帶領下到南京廣電,獲得了100萬的簽約。到國新辦進行推廣,國新辦正好在征集抗戰七十周年的項目,國新辦看上了這個項目,僅僅給30萬。有了這130萬可以啟動了,一邊做節目一邊繼續尋找資金。

隨后是不斷與各方見面洽談,江西、山西、遼寧,以及媒體和文化公司,方方面面見了很多人。

對于政府部門來說,政府部門是不要經濟回報的,只要政治回報、政績回報。但他們覺得這個項目不是他們需要的視角,策劃不屬于主旋律作品。當時感覺遼寧最有可能投資,因為撫順戰犯管理所在遼寧,但遼寧方面表示已經在做這個項目了。

文化公司、出版集團、深圳文化投資公司……所有人都覺得這個是個非常好項目,非常好的話題。但是找不到贏利點:看不到市場回報的點,也無法植入軟廣告,緊靠電視播出得不到任何經濟回報所以沒有人愿意投資,這中間還與國外媒體進行過接觸。

兩年來一直感覺攥著一個好東西但是推銷不出去,但做到今天我也有一個思考,所謂好東西要看是從哪個角度來看,從純粹制作一個紀錄片確實是一個好選題;從政府宣傳需要來看是個好的宣傳產品;從市場看總體感覺是有行無市。

集團領導一直很關注這個選題也盡力多想出路,隨后市場部的同志參與到這個項目中,在郭本敏副總裁的領導下,最終推廣到中央十套、愛奇藝網站、上海臺等,現在正在與電影頻道聯系推廣。目前,還有一些頻道正在聯系準備購買播出版權。通過與市場部合作,我更覺得市場部要更早地介入影片創作過程中,最好從策劃就開始介入工作,越早越好。

這個項目可總結的點很多,創作上、資金運作上、特別是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把錢主要投在什么地方?攝制組分別于2014年春天、秋天兩次赴日本拍攝,日本拍攝費用很高,但為了能夠拿到第一手資料,不惜一切往里砸錢。

   

[記者] 關于日本戰犯這樣一個題材,您認為它有哪些特點?選定這一題材的原因是什么?

[總編導 樊志遠] 這一題材有四個特點:一、“老”。說它老,并非指題材陳舊,而是指事件發生的時間距離現在久遠,了解此事件的親歷者已經不多;二、“正”。這個題材涉及中日之間的關系,比較敏感。根據以往的經驗,在制作此類題材時,一般只能采用正史的陳述方式;同時,還需要注意“政治”的正確;三、“冷”。中國政府關押日本戰犯,在當時屬于保密行動,后來的審判也并非眾所周知,審判之后將近60年的時間內,國內外對此話題的討論也并不激烈,總之,只有小眾人群關注這個話題;四、“雜”。“審判日本戰犯”這個題材,看似內容單一,但是,實際所涉及的內容極為龐雜——侵華戰爭中日軍暴行問題、戰后日本投降問題、中日戰后關系問題、中蘇關系問題,乃至現在的中日之間民眾的相互認知問題等等。紀錄片的制作,需要了解多方面的背景,更需要注重現實維度。

選定“審判日本戰犯”這一題材有一個重要原因: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獻禮——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屆時,會有大量的抗日題材的紀錄片出現,如何在眾多同類題材紀錄片中,樹立自己的風格,是《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追求的目標。

 

[記者] 本片在攝制過程中,相較于眾多同類題材紀錄片,您是如何做到樹立自己的風格的?

[總編導 樊志遠] 攝制組在攝制過程中,需要避免出現以下問題:

一、題材雷同。2015年,是一個紀念抗日戰爭的大的時間節點——中國第一次會在當年的93日舉行閱兵,閱兵前后,對于抗日戰爭的紀念,肯定會成為一股宣傳的潮流,眾多抗日題材的同時出現,難免出現題材撞車的問題。

據了解,關于審判日本戰犯的紀錄片近十年內共有四部:2005年中央電視臺第十頻道制作了《罪與罰》,2008年日本NHK電視臺制作了《認罪——撫順戰犯管理所六年》,2014年中央電視臺十套《探索·發現》欄目,制作了三集紀錄片《特別監禁》;2014年,鳳凰衛視制作了五集紀錄片《陽光下的囚徒》。這四部近期制作的紀錄片,或以大量再現講述改造戰犯歷程,或以中日雙方口述勾勒歷史。其基本立場在于歷史的還原。

在《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的創作過程中,必須有效避開與同類題材雷同的可能,在敘事中出新。同時,也必須避免“為紀念而紀念”的應景之作。

二、價值取向單一。文獻紀錄片的價值,除一般的文獻性之外,還必須讓多個角度的聲音同時出現,在眾多視角中,滲透出創作者的敘事意圖。作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獻禮之作,不能為獻禮而片面夸大某一方面的思想意志,最終喪失多元化的視角——如果連可信都做不到,紀錄片就會喪失自身存在的意義。

三、敘事保守。作為文獻紀錄片,“真實”肯定是第一位的要求,但是,作為一個必須面向觀眾的電視節目,就要求紀錄片的敘事必須有創新意識,盡可能地將故事性、懸疑性滲透到紀錄片中,當然,這種創新必須建立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之上。

四、視野、格局過于狹小。一部文獻類紀錄片的創作,不能就事論事,即使是最為精致的細節,也需要注意它發生的歷史背景。創作者只有對自己的視野和格局不斷提出要求,才能準確地選擇細節、設置故事懸念。否則,紀錄片往往會被困在細節敘事之中,而缺乏深度。

對于《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所有成員來說,本片題材涉及內容極為重大、敏感,而且需要制作完成的紀錄片體量龐大——552分鐘的紀錄電視,加一個90分鐘的紀錄電影。而且紀錄電視與紀錄電影的敘事內容不能過度雷同、敘事角度需要有明顯區別。本片的制作難度之大,可以說是顯而易見,而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所有成員需要解決的問題卻極為簡單——克服困難,迎接挑戰——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

 

[記者] 在制作過程中,攝制組進行了哪些嘗試?

[總編導 樊志遠] 攝制組進行了四點嘗試:一、敘事視角的多元化開掘;二、真實呈現當下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以這些問題反觀“審判日本戰犯”的歷史;三、多方面史料搜集,以達成史實的精準;四、敘事平和,解說以陳述事實為主。

 

[記者] 剛剛講到了新的嘗試,攝制組采取了哪些方法將敘事視角向多元化開掘的?

[總編導 樊志遠] 對于某一事件的還原,有一說一固然重要,但是多元化聲音的呈現,也同樣不可缺少。

中國政府關押改造日本戰犯,這一事件的親歷者,本身就具備“中國”和“日本”兩方面的人物。但是,只有中日雙方親歷者的講述就夠了嗎?為了多層次地、真實地呈現歷史,《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在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拓展了敘事的角度。比如,以往同類題材一般都會采訪“中國管教”與“日本戰犯”兩類人,這兩類人是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的基本角度,但是,在日本侵華戰爭結束70年之后,如果紀錄片的制作僅僅執著于當年中國政府如何關押、改造日本戰犯這一狹小的敘事維度,就只能說出一個與現代觀眾毫無關聯的僵死的歷史故事。

對于日本戰犯的關押與審判,我們必須放在抗日戰爭及后來的中日關系發展這一長遠的維度進行考量——為什么在抗日戰爭結束5年之后,中國政府一定要關押、審判日本戰犯?這些日本戰犯在戰爭中究竟做了什么?在戰爭過去70年之后,中國人是否能夠原諒這些暴行的制造者?日本人的道歉為什么中國人不能夠接受?——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審判日本戰犯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因此,攝制組需要增加敘事角度。

一方面,橫向角度,增加兩方面人物:一是參與偵訊、審判日本戰犯的中方工作人員——他們了解日本戰犯的具體罪行,也深知偵訊的歷史細節;二是審判日本戰犯過程中,起訴書提到的中方受害者——這些人能夠還原日本戰犯在中國犯下的具體罪行,更能夠帶入中方戰爭親歷者的角度。另一方面,縱向角度,增加中方親歷者后人及日本戰犯后人的采訪——中日雙方的后人,即能講述從祖輩聽聞而來的歷史,也能談論現今中日雙方民眾相互之間的觀感,他們是勾連歷史與現實極好的媒介。

 

[記者] 本片是如何將當下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真實地呈現出來的?

[總編導 樊志遠]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這一論斷,幾乎成為歷史類紀錄片的一個制作前提。

我們為什么要在2015年推出《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這部紀錄片,為什么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這絕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而是這一歷史事件與我們的當下有關。我們都知道中日民眾之間相互的觀感并不樂觀,中日兩國之間的現狀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只有直面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因此,在紀錄片的制作過程中,《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將中日之間當下存在的問題作為現實線索進行引入,即使不能深入討論,也希望將現實問題作為歷史事件討論和反思的坐標——不能否認,很多現實問題,都是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造成的。

在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的成片中,我們直接呈現出日本中學生所表達的對于中國的“反感”,也通過中國受害者之口,表達了很多中國人的心態——對于那些曾經給中國造成嚴重傷害的日本戰犯,中國人“無法原諒”。

中日現實問題的呈現,給當下觀眾造成很強的帶入感,成功吸引很多觀眾對這一小眾題材的紀錄片進行關注,借由這種關注,帶來思考的可能。

 

[記者] 本片涉及到了大量史實資料,攝制組是如何搜集,并保證這些史實的精準度的?

[總編導 樊志遠] 多年來,對于中國政府審判日本戰犯這一事件的歷史研究不足,整體上講,私人回憶多,而準確的文獻資料梳理少;日本方面的研究多,而中國方面的研究少。作為文獻類紀錄片,必須多方面搜集資料、核實歷史,以確保紀錄的真實性。

從影像方面說,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保存的資料絕對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大量日本戰犯認罪的同期聲,更顯珍貴。但是,這些資料絕不是唯一的史實來源,為尋找資料,攝制組前往中央檔案館查閱了大量日本戰犯的筆供、審訊記錄等文件,并將這些文件中記錄的內容,與研究者及當事人進行核對,確保史實的準確。

同時,攝制組還走訪了很多親歷者的后人,搜集到很多當年親歷者撰寫的回憶性文章。

在解說詞的撰寫過程中,攝制組將多方資料匯總、比較、斟酌——有準確時間的盡量用準確時間,拿不準的,盡量模糊處理,避免錯誤。

 

[記者] 您提到了本片的敘事平和,為什么解說要以陳述事實為主,而不是像一些獻禮性的紀錄片那樣加以評論呢?

[總編導 樊志遠]獻禮性的紀錄片最怕敘事的宏大與評論的泛濫——這兩方面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傳播的可能——宏大的敘事缺乏親和力,很容易給觀眾造成疏離感,而評論的泛濫,又容易讓觀眾產生“被壓迫感”,強制性的灌輸,反而會增加觀眾的反感,從而讓影片失色。

為避免這一問題,《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攝制組在解說的寫作中,力求以陳述事實為主,用細節制造懸念、營造故事,將編導的觀念表達,滲透到每一個細節的編排之中。例如,為反映日本社會對于戰爭反思的缺乏,編導在解說中,并未以評論類口吻呈現問題,而是在表現被中國政府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用后半生不斷講述戰爭真相卻不被家人理解這一細節之后,以日本戰犯自己的同期聲表現這一問題,最后以愿意講述戰爭真相的健在日本戰犯人數的日益稀少,來凸顯日本社會存在的問題。

 

[記者] 作為總編導,您覺得本片在話題的開掘與歷史解讀方面有哪些可供他人借鑒的經驗?

[總編導 樊志遠] 一部紀錄片的題材可以重復,但是,對于話題的開掘絕對需要新意。這種開掘,需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之上,通過多元化的角度、強烈的現實關照、平實的敘述等等諸多手段,直面歷史、還原歷史,最終達成讓觀眾能夠對歷史問題有所思考,這樣才能完成一部紀錄片的使命。

對于歷史事件的解讀,存在多種可能性——每部紀錄片都會將自己對于歷史問題的認知,融進紀錄片當中并通過影片表達出來,這種融入與表達,就是可能性的完成。

有多少紀錄片的制作者,對于一部紀錄片題材的解讀,就存在多少可能性。題材會重復,但是,紀錄片人的解讀方式,總會有所區別——對于某一問題應該怎樣去解讀?怎樣解讀對于當下才有意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紀錄片人解讀歷史的可能性是多樣的——它由時代決定,也由紀錄片制作者的視野決定。

總之,在制作《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的過程中,攝制組的所有成員都力圖將自己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融進紀錄片之中。紀錄片播出了,我們的解讀也就完成了。

一部紀錄片的完成,就像學生交上了論文——學生歷經數年,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出一片文章,試圖有理有據地提出一些問題、表達某種思考。文章一旦撰寫完畢,學生想要說的和能夠說的都已經呈現在文章里,至于好壞與評論,是論文導師和論文閱讀者的事了。紀錄片也是如此,一部紀錄片說不了太多東西,表達有多大意義,主要看有多少觀眾愿意看、從紀錄片中觀眾又愿意看到什么?編導們費盡心力的思考、撰寫、剪輯,我們的全部希望,只是想講一個通俗易懂,但又不落俗套的故事。

 

[記者] 節目播出后,在愛奇藝上引發了網民的熱烈討論,您覺得此片收到如此之高的關注度的原因是什么?網友是如何評價這部影片的?

[總制片人 王燕] 《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817日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首播,同時在愛奇藝網上線。首播當天反響熱烈,網站的點擊量達到45000次。

相對于其他同類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而作的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的視角極為獨特,播出之后,很多觀眾通過微博、微信在網上對本片進行評論,愛奇藝網站也有不少觀眾留言。本片的播出,在社會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一方面,觀眾對本片的制作水準表示認可,節目播出不久,就收到來自各方反饋,撫順戰犯管理所日語翻譯張夢實之女張欣說“這部片子拍得真實、感人!從播放的片子中能感受到制作的辛苦和不容易,非常感謝”;有專家認為本片“手法細膩”、“在眾多抗戰題材中獨樹一幟”;有網友說,“從中央六到中央十,五個臺有四個在放抗日相關片,從抗日神劇、電影到紀錄片。紀錄片《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看上去還靠譜,感慨于取證之難,戰犯之精英敗類和狡猾”,認為本片是“一部真誠的片子”、“創作團隊有實力”。

與此同時,更多的網民也表達了他們觀片后的思考,很多人看到了中日關系的復雜性,有人說,“看《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真的是感慨頗多,里面經歷過(戰爭)依舊在世的日本老人訴說自己的暴行,能這么輕易地說出口,也看出了當時他們清醒過來后,是多么后悔……看了這個節目,我也是很心痛很難過,心里很不舒服”。

在愛奇藝網上,很多人在觀影后留言,“全都可憐,中國可憐,日本也可憐,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戰爭狂熱分子,我們不能以一概十,但國難不可忘,對于現在的日本右翼分子及現任首相安倍,真的是很討厭的人啊”,還有網友說“當人淪為獸,是人類的災難,歷史不能重蹈覆轍,中國人(應該)牢記這一點”。

[記者] 制作團隊是否考慮要對該片及相應題材進行后續的開發計劃?

[總制片人 王燕] 以往我們一個項目播出之后就算完成任務了,但這個項目我個人認為可挖掘的空間還很大。大量的口述采訪、珍貴影像及最新的拍攝資料,下些功夫找到獨特的敘述點,依然可以繼續出些新的作品。當然首先還是需要找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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