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肖中特平已公开

高峰談記錄人生:行萬里路 只認一條路

發布時間:2014年03月06日 16:06 | 來源:中國藝術網 | 手機看新聞


 

 

干什么都沒有拍紀錄片來得痛快

  常年留須,豪邁直爽,古道熱腸,特別生活化的人,這是很多人對于紀錄片人高峰的印象。平易隨和的本色性格和對年輕人的熱心提攜,使高峰成為紀錄片行當里的“帶頭大哥”。
 
  80年代的中國,電視領域還并未像現在這樣深入人心。“當時學中文專業的從事編輯、記者的比較多。把我分到了采編中心的時候,我還弄不清采編中心是干嘛的。”高峰仰頭想了會兒,轉了轉眼睛,“如果不是來電視臺……”,停頓下來,略帶著回憶的神情說:“或許我現在從事著寫作或者是記者的行業。” 

  在高峰看來,80年代初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的中文系,自己原本不該從事紀錄片的工作,也“從來沒想過要干這個行業”。然而,自1983年他進入中央電視臺算起,在這三十年里,高峰一直從事紀錄片方面的工作,從未間斷。 

  1984年,拍攝《川藏紀行》,他大半年奔波在川藏高原,歷經險惡,出生入死,一度是圈子里有名的拼命三郎。第二年,《川藏紀行》獲全國電視社教獎系列片一等獎。1985年的《青藏公路》(5集)、《鄭和》;1986年的《把名字刻在沙漠上的人們》;1987年的《天府之夢》、《天下第一山》…… 

  翻開他的個人履歷,我們發現,高峰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去的地方多是沙漠、高原甚至是蠻荒的無人區。西北長大的他對于行走和大地有著近似偏執的熱愛。用“闖江湖”——這部他于1988年和康健寧合作導演的紀錄片片名來意會他的人生之路,恰如其分。
 
  如今看待這段“被選擇的行業”,高峰稱自己很幸運,“比起其他電視行業,比如做新聞、娛樂節目等,我都覺得沒有做紀錄片來得痛快。”
 
  “能使我終身難忘,回首往事又不覺得虛度光陰的,那就是拍攝紀錄片。”
 
  在三十年從事紀錄片工作之余,他不荒廢自己的寫作愛好,發展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不同的是,他的筆端指向了一條路——研究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自90年代開始,高峰出版了《電視紀錄片及其審美選擇》、《電視紀錄片及其審美選擇》等紀錄片專業類書籍。
 
  談到紀錄片對于他人生的意義,高峰表示:“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是以最真實的態度去記錄真實的生活。用這種狀態去面對生活、發現生活、記錄生活、表現生活,能夠使我的人生價值得到升華,讓我對世界的看法相對來說比其他行當的人要更加深刻。”

  

我們逐漸在失去珍貴的儀式感

  7080年代的集體看電視,對于每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都是一份珍貴而美好的記憶。高峰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覺得那是一種“最初的圣神感”,而這種“神圣感”留在自己的心里,是怎樣都抹不去的。
 
  “我是在西北長大的。那時候,電視還很少,當時只有一兩戶人家有電視,電視臺也只有一兩個頻道。”高峰印象中最難忘的集體看電視的回憶,是源于周總理逝世的一周年,當時電視上有個悼念周總理朗誦會。高峰說自己很深地記得當天所有人是站著看完節目的,就連“八十歲的姥姥也是站著看的。” 

  “儀式感很珍貴的,我覺得我們逐漸在遺失這種儀式感了。”如今,雖然人們追求文娛活動的條件好轉了,但是去電影院看紀錄片仍然是一種非常奢侈的行為,高峰坦言:“這種奢侈感,不僅對觀眾來說是奢侈,對于我們的紀錄片創作人來說更是奢侈。” 

  而一些人也有著困頓,如今每個家庭完全有獨立觀看紀錄片的能力,并且在家觀看能獲得一種輕松隨意的收視環境。有人疑惑:現在我們為什么還要選擇走進影廳,和大眾一起去看紀錄片呢?對此,高峰理解:”通過大熒幕,很多人一起去觀看,更能檢驗一部紀錄片的好壞。因為這其中的附加值會更多,包括紀錄片的聲音處理、影像處理、節奏的處理。無疑,在大熒幕上看紀錄片能夠獲得觀影的最高境界。” 

  相比之下,這種“奢侈”行為在國外一些國家和民族的存在現狀要好于國內紀錄片的觀看現狀。2008年,被稱作是韓國獨立長篇電影蓄勢待發的一年。這一年,由李忠烈導演的《牛鈴之聲》吸引了超過300萬人次的觀賞,這樣一部描繪八旬農夫與長年陪伴在其身旁的老牛一段友情的故事,在韓國創下12千萬(人民幣)的高額票房,然而它的投資成本只有投資不到200萬人民幣。 

  “那么多人在電影院里面去看農民和牛的感情的紀錄片。這對于紀錄片人來說是幸運的,同時也是讓人羨慕的。”高峰表示,相比之下,紀錄片在國內并非沒有票房市場。為紀念周總理誕辰100周年,1997年,新影廠推出大型紀錄片《周恩來外交風云》,創下3700萬元票房,巧的是,這樣的票房成績與同期上映的馮小剛電影《甲方乙方》剛好持平。 

  “從名字上來聽,這就是一部很政治化的紀錄電影。有這么多人走進電影院觀看,說明這個市場還是存在的。”面對如今藝術類的故事片在影院都沒有一席之地的感概現狀,高峰同樣表示“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只要我們的政府給予政策上的扶持,我們紀錄片人有信心,我相信,在影院看紀錄片是有這種可能的。”高峰表示,希望更多的影廳能夠放映紀錄片,“只要政府要求一個電影院里,有多少影廳,其中就必須有一個影廳放映藝術電影的紀錄片。我覺得這個政策提交起來也不難。”

  

被放棄的,正在重新被拾起

  2001年,CCTV-10(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創建之初,高峰親自策劃命名欄目《人物》、《講述》、《百家講壇》、《探索·發現》、《走進科學》、《地理·中國》、《健康之路》、《我愛發明》、《自然傳奇》等后來家喻戶曉的欄目;由于個人的突出成就,高峰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儒勒·凡爾納” 獎。 

  談到這些成就,高峰認為都不如常年拍攝紀錄片以來所養成的,用真實的態度去記錄真實的生活習慣來得重要。“真實的含義是指能否概括事物的本質特征。”面對現在很多的記錄片過于追求形式,、甚至去過分扮演,破壞人的想象空間的記錄現象,高峰一再和我們強調真實的重要性。他認為,在紀錄片拍攝中,“真實”就是前面的“一”,“燈光、配音等等”這些都是尾隨其后的”零”,“沒有這個‘一’的存在,后面有再多‘零’有什么用呢?” 

  高峰表示,近幾年來,這種紀實的元素已經進入到文藝晚會、綜藝節目等方方面面,也使得我們的熒幕發生了很多的改觀。在傳統的美食欄目中,以往雖然節目多,大多是欄目化的制作,很少把人文情懷、人物命運放進去。在這種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國》一出來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峰表示,“《舌尖上的中國》最大的成功是,真正用了紀錄片的元素和紀錄片的特色去占領了飲食領域。把人物命運、人物故事和更多的社會形態和背景融進去,這個就是紀錄片人要做的事情。” 

  “以前的晚會,娛樂節目都是在用掐尖兒的手法,選擇最好的舞蹈和相聲、小品,用主持人串聯的方式糅合在一起。這種方式好是好,但是整體下來不夠生動。” 

  “然而從《超級女聲》到《中國好聲音》一路過來,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吸取了紀實藝術的特點。整個過程當中,不像掐尖一樣全部去掉,他們特別珍重這種紀實的過程,包括考試過程、包括爭吵、親友團的狀態,紀錄片的特性在這里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高峰表示,不僅是晚會,綜藝節目是如此,紀實元素也同樣對新聞有著深入的影響,在這幾年的中央電視臺走基層的過程中,很多生動的新聞報道也都帶有紀實的元素。 

  “紀錄片最大的魅力就是過程的魅力。往往在一件事情中,只有行為過程的細節處才是最能打動人的。所以,以前往往被我們忽視掉的、被放棄的,也正在被我們重新拾起。”高峰亦表示,這是熒屏節目存在的一種好的趨勢。

  

幾百次的收視率有誰統計過

  新影廠的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電影團。作為我國唯一生產新聞紀錄影片的專業機構,新影廠自1947年以來共拍攝了4000多部紀錄影片,再加上從外界收集的影像資料,共計擁有時間跨度達100年之久,數量多達5000部、42萬分鐘長度的珍貴歷史影像。 

  2003年,新影廠收入7000萬元;2012年,轉企改制后的中央新影集團收入達5.4億元。高峰曾自豪地向外界表示“新影廠年收入是以40%的比例遞增的!” 

  十年以來,高峰一直致力于紀錄片市場化的開拓之路。高峰覺得“把市場和紀錄片結合在一起是一個慢工活兒”。面對于外界對于紀錄片收視率低的言論,高峰則認為紀錄片并不像綜藝娛樂節目、新聞節目一樣迅速得以回報,它的收視率評判也不該和這些放在同一標準上衡量。 

  高峰拿不同的體育節目向我們打了個比方,“這就像是一個體育比賽,新聞是百米沖刺,在你的視線當中,百米沖刺就能完成了;晚會像是一個球賽,在你的視線中,起承轉合,也能夠完成。唯獨紀錄片不行。紀錄片無法在你的空間中完成,它像是一個長距離的馬拉松賽跑。” 

  “我們總是用收視率來判斷紀錄片和新聞晚會,這是不對的,就像是馬拉松和短跑的比較,不現實。“在普遍認為紀錄片收視率低的現狀下,高峰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收視率是高的,“因為觀眾進入的方式不一樣,如果按照百米沖刺和球賽當時在場的人來判斷收視率的,然而馬拉松賽跑沿途的觀眾的人沒有收入進來。這就是不公平的。” 

  “《舌尖上的中國》已經放映了幾百次了,包括央視一個頻道就放映十幾次了。幾百次的收視率誰統計過? ” 

  “一部《故宮》,在國內播過多少次?在歐洲放映過多少次?有誰統計過?也只有首播的時候統計一下。”高峰表示紀錄片的營銷是長期的,對出品方和效益方也是長期的。只有尊重這樣特點,才能真正地促進紀錄片的成長。

  

做紀錄片,運氣有時也很重要

  做了三十年記錄片的高峰,對于紀錄片也有了更多的認識。他談到,國內現在很多的紀錄片實則為專題片。紀錄片和專題片的區別在于“過程”。 

  “只是一個觀念,沒有人的行為過程,就是專題節目片。專題片不注重人物故事、人物過程。這樣的片子很多,我認為都不太屬于紀錄片。只要是紀錄片,就要講述人物的故事、刻畫人物形象,展現過程的魅力。” 

  高峰也坦言,紀錄片同樣也是一種藝術創作,首先必須得承認它的藝術屬性。對于年輕人如何做好紀錄片而言,他表示“藝術風格很重要”。
 
  “既然是藝術創作,就要有藝術風格。現在很多的紀錄片沒有風格,不是說這類紀錄片好,那類紀錄片就必然不好,而是你是否把這個風格做得很完美。所以,無論是紀實類的紀錄片或者表現力很強的紀錄片,只要把風格把握住,你就能做得優秀,就怕沒有風格意識。我們的年輕人做紀錄片,要創造自己的風格。” 

  2010上映的范立欣的長篇紀錄片《歸途列車》,以在中國廣州打工的農民工家庭張昌華一家為主題。范立欣跟隨記錄他們三年來春節期間返家探親的歷程,呈現農民工的悲苦、親情與生計間的矛盾。也因為這部記錄影片,范立欣被《時代周刊》評為世界20位有發展前途的青年導演之一,對獲得這個殊榮的華人來說,只有一個李安,他就是第二個。 

  “很多成功的紀錄片人對于題材選擇上很挑剔的,比如范立欣,他拍攝《歸途列車》,是因為他非常在意普通人的生活。現在,他拍攝的還是農民,就呆在農村了,他已經完全適應這種風格了。很多人知道李安,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但他就是世界級的導演。” 

“(范立欣)是正好趕上那一年的冰雪天氣,農民工滯留車站,國家總理都去現場探望了。”高峰笑著說:“剛好,他所記錄的民工就在里面,這大大增加了他作品中的分量。拍紀錄片要有恒心、能吃苦、忍受孤獨,這是必須的。但是,想做好的紀錄片不容易,運氣有時候也很重要。”

 

 

 

 

 

中央新影集團
官方網站

掃一掃
立即關注

關注新媒體

最新資訊 更多
分享
1 1 1
一肖中特平已公开 今晚排列五推荐号 海南飞鱼历史开奖 全自动麻将桌作弊器 快乐彩推荐号 今晚上开什么特马答案 澳门老鼠报更新板彩图 福彩三十选五走势图 赛车服务中心 修改时间差玩时时彩 单机牛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