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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史蒂夫·詹姆斯

 
CCTV.com  2010年10月09日 14:13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  

  

  2009年的第一屆北京國際紀錄片論壇在北京電影學院召開,作為本次論壇中最為著名的國際紀錄人之一,美國導演史蒂夫·詹姆斯向中國的紀錄片愛好者坦露心聲。

 

 

  史蒂夫·詹姆斯介紹

  史蒂夫·詹姆斯,美國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和制片人。反映美國籃球狀況的作品《籃球夢》曾獲得1994年國際紀錄片聯合會最佳紀錄片獎,1995年該片獲得羅伯特·F·肯尼迪新聞獎,并被收入美國國家圖書館電影檔案室。他拍攝于2003年的紀錄片《史蒂夫》(Stevie)在阿姆斯特丹、圣丹斯電影節獲得多項大獎。此外,他還是PBS系列劇《美國新生代》、紀錄片《戰爭錄影》的制片。目前,他為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美國西北大學在內的多所學校教授紀錄片課程。

  

  主要作品

  《籃球夢》

  史蒂夫·詹姆斯拍攝于1994年,全片長達170分鐘。影片講述兩個來自芝加哥的黑人少年,蓋茨和阿奇,如何從貧民窟的孩子成長為籃球運動員的故事。兩個人的經歷與歷史上NBA著名球星伊薩艾·托馬斯成長的個人經歷十分相像,從這個角度講,該片可以說是一部成功的體育紀錄片,同時,影片借籃球的題材探討了美國種族歧視、貧民教育等社會問題。

 

  《史蒂夫》

  史蒂夫·詹姆斯2002年的作品。影片講述了導演十多年前回到故鄉看望問題少年史蒂夫·菲爾丁的經歷。這部原本旨在展現少年一生的紀錄片,卻在拍攝中因為史蒂夫·菲爾丁意外遭到起訴而發生轉折。最終,這部影片由原本的小人物傳記,轉向了史蒂夫四年半的生活點滴,探討了美國的家庭問題和刑事法律制度。

 

  

  [記者]  不少中國觀眾認為,紀錄片首要的問題是與觀眾保持距離、要有客觀性。對這種觀點,您怎么看?

  [史蒂夫]  首先,我始終不把自己視做嚴格意義上的記者。其實,我覺得自己的工作與記者分別很大。在新聞記者看來,所謂的公正性以及采訪對象的距離感是非常重要的,但當一個人拍攝紀錄片的時候,特別是我自己拍攝的一些紀錄片,通常需要我和拍攝對象共處拍攝數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有健全心智的人不可能永遠保持“公正”。拍攝紀錄片的目的是尋找真相,但是真相,并不總是在“公正”和“距離”之中產生。有時候讓自己更全身心投入,也能發現事情的真相。但這樣做的危險在于,有時候你會被自己的情感所左右,無法告訴觀眾事情的真相,即使你已經發現真相藏匿于何處。

  

  [記者]  換句話說,真相更多地取決于導演如何對實事進行選擇?

  [史蒂夫]  你始終在對眼前的實事進行選擇,顯然這不可能是所謂客觀的。但是將自己的觀點和感情帶入紀錄片的拍攝也不意味著你不能忠實地講述拍攝對象的故事。相反,它會告訴你更多關于這個人。實際的情況是,有時候記者也會那樣做,比如你如何關注一個故事、展現一個故事,都有記者自身的選擇。我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所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完整地、客觀地展現我的拍攝對象,讓觀眾能盡可能理解我片子中人物的遭遇。

  

  [記者]  比如影片《史蒂夫》,您之前就認識這位人物,還給他寄過圣誕賀卡,這不會影響你對影片所呈現事實的選擇嗎?

  [史蒂夫]  在《史蒂夫》當中,我希望觀眾能真切感受到他這些年的遭遇以及他所觸犯的罪行。但我并不想讓觀眾在觀看了影片之后,立刻做出一個明確的判斷說史蒂夫是否罪有應得。我只是想讓人們理解,在美國,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會變成史蒂夫的樣子,但我并沒有選擇像一個記者那樣,徑直敲開他家的門,來一段客觀的采訪了事。

  

  [記者]  您認為觀眾能在觀看電影時將他們的視角擺脫影片視角的影響嗎?

  [史蒂夫]  作為觀眾,你理解電影的角度當然不可能與作為拍攝者的我看待史迪威的視角相同,因為觀眾和銀幕始終有距離。但拍攝和這不一樣,就像我當年拍攝《籃球夢》的時候,我也是帶著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入影片的拍攝之中的。它對我的意義十分不同。

  

  [記者]  這或許和您當年在伊利諾伊州大學念書時熱愛籃球運動有關?

  [史蒂夫]  應該說,在大學時期的籃球經驗確實對我拍這部紀錄片有所幫助。對籃球的熱愛讓我能夠在這部片子中毫無保留地奉獻自己,它讓我與這項運動有了最直接的聯系。就像在籃球場和同伴一起打球一樣,我和團隊成員一起拍攝了這部電影。拍攝紀錄片并不是導演和制片人的事。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是電影制作人和拍攝對象共同完成了一部影片,拍攝是分享的過程。

 

  [記者]  《籃球夢》拍攝之后,這么多年過去了,美國的籃球業現狀有沒有因為這部紀錄片而有所改變?

  [史蒂夫]  很遺憾,我并沒有看到改變。不過拍攝此片的初衷,我更多的是為了展現美國的籃球產業,特別是對于年輕運動員的培養,現在的狀況什么樣子,或者說壞到了何種程度。盡管今天的美國籃球工業甚至比當年我拍攝《籃球夢》的時候情況更糟,我是指商業化的傾向更重,但這部電影確實讓不少人開了眼界,了解了這個行業一些不為人知的事情。這才是它的作用。

  

  [記者]  拍攝《籃球夢》這樣一部反映美國體育行業生態的電影是有某種社會訴求嗎?還是說開始并沒有確定這個主題?

  [史蒂夫]  有時候你并沒有太多的選擇,而只能是順其自然。在《籃球夢》在一開始拍攝的時候,我并沒有怎么設想過它會產生的社會影響,電影公司只是要找一塊籃球場,拍攝這項運動的背景和文化。《史蒂夫》這部片子也一樣,開始的時候也是一部很個人化的影片。但隨著史蒂夫被捕這些事件的發生,一些更深層的意義被揭示出來了,這與我當初設想的可不一樣。有的電影可以預設主題,按部就班地拍攝,我也拍過這類影片,《誤判死刑》就是這樣一部片子,但有的就不行。

  有時候,你可以用拍攝一部紀錄片時所遭遇的不確定性,來判斷它成功與否。比如臨時遭遇的拍攝對象、額外增加的一些場景,都會讓片子更有趣。但作為一個觀眾,比如你在電影院待2個小時或20分鐘觀看《史蒂夫》,你所接受的其實是導演過濾后的事實,我花了數年時間拍攝他的生活,然后過濾給觀眾。

  

  [記者]  據說,尋找這項“過濾”工作的原材料,花了您很多年的時間?

  [史蒂夫]  《籃球夢》和《史蒂夫》分別有一個6小時和4小時的原始版本,當時我們是把所有覺得有意思的內容都放在一起了,后來因為發行又做了剪裁。《史蒂夫》的制作花了我7年半的時間,當然,在拍攝期間我也在電視臺做一些商業電視片的拍攝工作,也就是說,在拍攝《史蒂夫》期間,我同時在做兩部有線電視的節目,另外還有一部長片。所以我并不是7年只拍攝《史蒂夫》,出于經濟的考慮,我同時接拍商業類的片子。

  

  [記者]  進行紀錄片拍攝的同時拍商業片會不會讓一名導演有時感到很混亂?

  [史蒂夫]  作為一名導演,我也很想一次只專注拍攝一部自己的影片,但我沒有那么幸運。紀錄片的拍攝周期會很長,導演或制片在這期間并不能依靠它獲得什么經濟來源,這決定了我不得不拍攝一些商業類影片。畢竟,我有自己的家庭,三個孩子在讀大學,經濟的負擔也決定我必須選擇拍攝一些商業片。這并不是說,我不喜歡拍攝這類商業片,無論何種類型片,拍攝的時候我都是全身心投入。不過,有時我真的希望自己不用同時對付這兩種類型的電影。

 

 

                                                                            本文轉載自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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