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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再說長江》——訪《再說長江》策劃人 胡智鋒

 
CCTV.com  2009年01月15日 13:48  進入復興論壇  來源:  

采訪者冷凇: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

被訪者:胡智鋒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  《現代傳播》主編
    采訪時間:2006年
 

冷凇:胡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訪。央視一套黃金時間熱播的33集大型文獻紀錄片《再說長江》在受眾中,特別是中高教育層次的觀眾中反響強烈。許多人認為,再看長江,再說長江,再想長江,可以透視出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前進。不少學者甚至提出了 “長江中國”、“長江文明”的一些新概念和新認識。您作為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藝術學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同時作為《再說長江》的主創人員之一,如何從電視藝術和電視創作的角度去看待《再說長江》的問世呢?

  胡智鋒:說來話長,從立項背景上看,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巨變,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長江便是中國這場轟轟烈烈改革的見證之魂。在長江沿途中,我們看到事易時移:社會變遷,大眾生活,經濟狀況,精神風貌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不變的是民族國家,歷史文化,精神文明中的核心價值體系和人民的自強不息,這是中華之魂。既然題材如此重要,那么面對如此浩瀚的長江,我們給觀眾看什么?觀眾能看到什么?看了以后想不想接著看?攝制人員拍什么?為什么拍?怎么拍?這一系列的問題就成為了擺在大家面前的第一道關口。幾十次的集體會議里,人們圍繞選題,視角,創作方式,人物,情感,故事,細節,懸念,以及集與集前后的關系,內在的邏輯都進行了詳細的策劃和論證。經過無數次討論與琢磨,全體創作人員很快做了一次定位,并提出了幾個目標:一流的創作團隊,必須使用最好的設備,最佳的技術,與國際接軌的創作理念,為母親河——長江做一次全方位的掃描,把長江流域歷年來最為嘆服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變化,做一次全程式、全景式的記錄。經過反復論證,劇組最終將這部文獻紀錄片定名為《再說長江》,與20年前的《話說長江》成呼應之勢。

  冷凇:看來由于題材過于重大,《再說長江》的策劃階段是歷盡艱辛。我們在觀看本片的時候,發現該片無論從規模、制作水準以及藝術性等方面,對比90年代的《毛澤東》《中華之門》《鄧小平》等大型文獻紀錄片都有許多突破。您認為這些突破和特性表現在那些方面?

  胡智鋒:我同意你的觀點,《再說長江》的橫空出世確實里程碑式地創造了中國電視歷史上的無數個不尋常。
  首先,《再說長江》的規模空前,創造了中國電視史上的長篇之最。如果算上先期題材策劃和定位的時間,《再說長江》的總體制作時間有3年之久,33集之長。吸納了大陸、香港、臺灣兩岸三地的制作精英,是一部鮮明的具有外宣色彩的大制作,突破了以往大型文獻紀錄片篇幅和時間上的極限。《再說長江》的拍攝范圍共涉及中國的12個省份,沿江流域的輻射幾乎遍布大半個中國。《再說長江》記錄的是整個長江流域,并將中國南部的所有世界遺產“一網打盡”。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說的長江的概念,已經遠遠超出了狹義長江的解釋,因此《再說長江》的記錄,包含的是所有的長江流域地區。

  其次,《再說長江》融紀錄、訪談、探尋、藝術創作于一體,是應用多種電視手段進行創作的有益嘗試。此部紀錄片涉及“文化遺產”、“社會生活”、“國家重大工程”、“歷史與地理”、“科學發現”、“考古揭秘”等若干政治經濟人文領域,包括近些年在國際舞臺上頗具爭議的“三峽工程”和“青藏鐵路”。

  再次,《再說長江》在制作時間上,各級領導的重視程度也再創歷史新高。中宣部、國家廣電總局、中央電視臺,直到各省市核心領導層,省市級電視臺都以文件、批示,甚至簽約等形式,積極支持和配合《再說長江》攝制組的拍攝和創作。從2003年8月,央視海外中心領導和中國傳媒大學專家教授組成策劃組籌劃此題材開始,直到2006年7月播出問世,前后共計3年時間,超過了以往大型文獻紀錄片1—2年左右的制作時間跨度。

  冷凇:如果說觀眾關注更多的是絢麗的高清畫面,飽含的長江之情和波瀾壯闊的人文內涵——看得是“熱鬧”的話,那么電視的業內人士更多的是看“門道”。在學術領域,央視的題材策劃會中,以及中廣協會紀錄片委員會舉辦的數次針對《再說長江》創作的研討中,冷冶夫等紀錄片專家學者和一線的電視紀錄片資深導演普遍對《再說長江》的高創作難度十分關注。畢竟“大長江”的概念包羅萬象:城市、農村、大眾生活、自然風貌、人文變化、考古科研、工程水利,這些“表象”特征等均需要在一個篇幅相對固定的時間里去展開,同時只能通過電視有限的“方寸之間”去表現這樣一幅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這給所有的策劃主創人員提出了一個大難題。

  胡智鋒:說的沒錯,《再說長江》的創作也創下了大型文獻紀錄片創作的“難度”之最。首先,“長江”這個概念里包含了無限詮釋的空間,政治、社會、文化、科學等諸多方面的深度揭示。在國際大環境中,由于種種特殊原因,三峽的移民政策、水利工程,以及青藏鐵路的施工等都被世界某些國家和地區的輿論所質疑。如何能夠有說服力地立足自己,并有力地回應這些不和諧的聲音,這些都是《再說長江》所要回答的問題,也成為擺在主創人員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務。 

  其次,難度大表現在收視環境的變化。20年前,中國的電視節目是以新聞和專題為主的,而且只有6個頻道,加上人們單一的收視娛樂方式,很多人行動范圍狹窄,消息閉塞,對母親河知之甚少,更不要說旅游觀光這類奢侈的消費。因此我們可以說,《話說長江》萬人空巷的效果,部分來源于人們對長江基礎知識的索取和長江景觀的視覺渴望,使《話說長江》創下了40%的高收視率。20年后,在信息化時代突飛猛進的今天,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媒體了解長江,長江在人們心中早已不再陌生。更何況近幾年,有影碟、超女、世界杯等多元化視覺影像的刺激……觀眾對電視節目的可視性和觀賞性要求更高了,因此《再說長江》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冷凇:您在上面提到由于收視環境的變化帶來的挑戰是很大的,因此《再說長江》理論上不會擁有20年前《話說長江》〉一樣40%的高收視率,那么您認為《再》一片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那里呢?

  胡智鋒:我認為《再說長江》的價值并不會完全在于表面收視率。《再說長江》是一種姿態,是一段凝固的歷史,是一種思考方式,更是主流媒介的一種責任表現。我們可以將它認為是主流媒體對改革開放28年所做的一次全景式的總結和關照。《再說長江》的宏篇巨制決定了其對固定觀眾的培養有一個“預熱”的過程,相信在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后,高欣賞品位的觀眾最終會將頻道鎖定在此,換句話說《再》一片的有效收視率不會低。

  剛剛你談到《再說長江》和《話說長江》兩者的問題,我們也不妨做一對比。首先,20年前的技術背景下,就當時的攝制能力而言,《話說長江》已經達到極至,它的最大貢獻是對長江首次做了一個全景式的掃描。其次,《話說長江》在創作上首次推出了紀錄片主持人形式,同時推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精神贊歌“長江之歌”。最后《話說長江》留下了一幅中國80年代最為寶貴的歷史畫卷。
    《再說長江》在《話說長江》的基礎上,具備了除主持人之外的所有優勢,尤其在音樂方面,邀請了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制作人,編配了最前沿、最時尚的一流音樂,并對許多畫面細節,通過音樂進行創造性處理。

  冷凇:《再說長江》代表了當今電視影像攝制的最高標準,采用的是全程高清拍攝。紀實方面選取的是90年代以來,世紀之交最生動的影像,同時吸納了關于長江文化、長江歷史中最前沿、最全面的學術研究成果。除此表征之外,還有那些內蘊與主旨您認為是值得強調與關注的?

  胡智鋒:《再說長江》在文化歷史地位的價值定位中,首次提出長江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三峽考古從上游到下游的重大發現;長江自然地理風貌的形成;以及移民工程、青藏鐵路建設等等,其歷史意義極為重大。

  受到電視新時代環境的影響,《再說長江》中對于新形式,新創作手法的嘗試與實踐也是全方位的。以攝影為例,《再說長江》可以說是上天入地(航拍、水下攝影)無所不用;錄音的杜比系統;數字影視三維動畫技術的大量應用,特別是用“未知的內容去詮釋熟知”的創作理念的廣泛實踐,都給《再說長江》罩上了技術先鋒的色彩。

  關于《再說長江》的主旨,主要是表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等三種關系的和諧與發展。本片的結構基本上遵循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其中上游以人與自然環境為主,中游以水利與水患為主,下游以經濟發展為主。同時《再》片中的設置懸念式的故事化創作方式,也為節目創作增加了難度。
   
冷凇:從歷史維度的縱向上看,《再說長江》的問世也引發了大家對 “人物類”“事件類”“景物類”三大類文獻紀錄片的思考。相對來說,人物類文獻紀錄片的歷史,情感、命運、故事、傳奇等容易形成歷史的記憶,同時人物性格直觀的特點和戲劇化矛盾沖突也適合電視表現,易于形成連貫收視。事件類紀錄片自身題材充滿了故事性與戲劇化矛盾沖突,如《中華之門》(緝私)、《中華之劍》(緝毒)等。而創作景狀物類的文獻紀錄片則容易空泛,不容易聚焦。這些難度、障礙和特點是不是由題材類型自身決定的呢?

  胡智鋒:目前國內的歷史文獻類紀錄片多以人物為主,比如大家熟悉的《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以及十大元帥、大將及一些具備爭議性人物的系列片等,這些人物的是非成敗早有世人去評說。他們的事跡眾所周知,能夠形成特定的收視人群,指向也相對明確,編導比較容易在歷史的軌跡中尋找細節、情節和相關的人物與故事。事件題材的創作中每個鮮明的事例和典型都是由個性化的人物與扣人心弦的事跡交織在一起的,自然也容易結構與敘述。相比之下,形成一定規模和影響的景物類文獻紀錄片,只有《話說長江》《望長城》《故宮》三部,并且《望長城》與《故宮》之間的斷檔已經有十幾年之久,可以說90年代到新世紀之初的偌大一個時間“代溝”內,景物類文獻紀錄片處于一種驚人的“失語”狀態。

  藝術領域有句話,畫鬼容易,畫人難。未知的反而容易表現與描繪,偉人、帝王、皇宮、秘史都與觀眾有一定的心理和生活距離,容易形成收視期待,但長江面對的是普通、廣泛的社會生活,和常見的景物和事物。這些都很難形成審美距離,將實的東西虛化處理,詩意提升現實,用情感、情境、意境的營造提升審美水平,不至于離社會生活太近。《再說長江》的定位也有藝術片的成分,例如,移民真實的情感記錄,這些都離社會生活太近,這種情況下攝制組選擇了主人公冉應福,他的祖上300年前也曾經移民,這樣從歷史到現實,從祖輩到兒孫,對冉應福的選擇有效地提升了影片時空與歷史的張力,讓審美想象力在自然的時空之間拉開,產生情感渲染。

  冷凇:我所理解的《再說長江》一方面是宣傳片、政治片,因為它反映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豐功偉業,艱辛不易;同時它又是一部融合各種制作手段之長的藝術片;在市場的指引下,《再說長江》也同樣是一部需要獲取盈利點的產品。一般來說大型文獻紀錄片往往側重于以上三者之一,類似《毛澤東》同時要肩負三者功能于一身的文獻紀錄片好象還不多。

  胡智鋒:的確,《再說長江》投資1000余萬元,33集的長篇幅,創下了大型文獻紀錄片之最。那么用什么方法來統一33集的內容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宣傳、市場三種功能合一就成了難題。這些表面上看起來無關聯的事物,想辦法統一在長江的主線之下,緊密結合,自然流暢。33集的通篇主線是水,水到渠成,由于有了長江之水,才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政治經濟文化。

  冷凇:我覺得《再說長江》的定位是標桿之做,是一部非常規產品,畢竟尋常類的電視節目無法容忍一個跨度3年制作周期的產品。換句話說《再》一片是一部實實在在的兼備“產品”特性的優秀“作品”。您如何看待《再》一片在電視文化與電視藝術領域的意義?

  胡智鋒:電視文化,電視藝術本身就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大花園。高中底、主流、精英、大眾都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超女”“亮劍”“世界杯”等大眾化消費娛樂的精神產品,也需要《再說長江》一樣的精品。它的推出從電視文化的意義上講是大制作,填補了電視環境近年來缺少精品的現實。因此,《再說長江》大有探索和研發價值。常規類節目由于資金周期、人員配置、選題策劃本身所受到的限制,在《再說長江》里都一一得以實現,而這些大制作偶發的有所深入的前沿性質的寶貴經驗可以轉化為現實。同時,作為精品的《再說長江》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在這里主流、精英、大眾,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了。

  冷凇:沿著《再說長江》鑒《話說長江》的思路,好象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近期電視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勢:重訪經典。筆者在參加第19屆法國FIPA 國際電影節的時候也發現法國的紀錄片界每年都對俄羅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德國的希特勒,以及法國共產黨等一些表現過多次的歷史題材進行再度創作,制作出一批重新詮釋的紀錄片。這也是您數次在許多場合中提到的一個最新電視文化概念,您可否具體的闡述一下這種電視現象和其背后的意義呢?

  胡智鋒:近年,電視劇中出現了《沙家浜》《紅色娘子軍》《林海雪原》等,紀錄片領域出現了《重訪絲綢之路》《故宮》,之前也有過一些小型的介紹性的紀錄片,國外的這種情況就更為普遍了。特別是歐美,有這個傳統。莎士比亞題材的若干影視作品,也都是對經典文獻的重新詮釋;歌德的《浮士德》便是對數十年民間《浮士德》的一種集大成;好萊塢的《泰坦尼克號》本身就是一部重訪制作,它之前曾經有15部表現冰海沉船這一事件的電影。這種重拍、重訪現象自由度很大,是一種歷史記憶的回顧和對照。《再說長江》重訪的做法,可以借助歷史的影響力,做出新的詮釋。當然對長江文明的傳統與傳承是不會變的,變化的只是用新的視角,新的解釋和新的思考方式,對歷史經典重新進行研究、探討和關照,溫故而知新。

33集大型文獻紀錄片《再說長江》的隆重推出,對構建電視文化生態平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想象三年磨一劍的《再說長江》將成為中國電視文化再次騰飛的標志。
   

 

摘自中國紀錄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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